网友待晓儿说：

魏晋风度一直是让很多文人为之倾慕的一种风采。但需要知道的是，其中有真风度，也有假风度。一些真的名士所作所为自然是让人感觉敬佩，但其实更多的人并没有名士之心，只不过是为了博取时名而故作姿态罢了。

魏晋风度：真名士自风流，假名士装风流

说起这个魏晋风度，就不能不说一下魏晋时期的士人，他们之中诞生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叫做“名士”，在之前的汉代和之后的所有朝代里，这一类人或许也有，但绝对没有形成如此的规模和群体。这些“名士”不同于传统的士人，他们虽然多数也是接受着儒家的教育，但因为年代不深，汉朝确立儒家正统地位距此也不过三百多年，还有很多庄老、阴阳等学说在流传，就给他们有了广泛接触、学习的机会。所以，那些即使主要接受了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骨子里多多少少都有点“叛逆”精神，他们并不像后世那样对儒家有一种狂热的心态，所以本身也没有做“圣人”的觉悟。“圣”这一概念在古代了不得，那些以苍生为己任的人才会被冠以“圣”的名头，比如上古的尧舜肯定是“圣人”，儒家有“五圣”，李白诗歌那么著名，但“诗圣”的头衔还是被心忧黎民的杜甫摘了去。所以，魏晋这一时期的文人对于儒家思想有着一种冷静地看待，不想做圣人，于是就成为了稍显“离经叛道”的名士群体。真的名士，是那种不问是非、只问本心的文人。这些名士，尤其是真名士，其实很少有是非观念，倒不是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是他们更注重自己的本心选择，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意愿。我们来说说嵇康。嵇康这个人是个真名士，做事情多是凭本心。比如对于当时的高官钟会，嵇康就是一种蔑视的态度，他的死亡和此有关。话说钟会因为非常仰慕嵇康，得志之后就去拜访他，希望与之建交。但嵇康正在树下打铁，对于来访的钟会就当空气一般。钟会受不了这种侮辱，转身想要离去。嵇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于是回去就诬陷、谗害嵇康，以致其最终被杀。从这一点似乎只能看出嵇康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并不能看出其“名士风流”。那么，嵇康真的不知道如何才能让自己过得更好吗？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想要归附司马家族，嵇康写信与之绝交，这就是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但是，嵇康虽然自己不出仕，但却让他的儿子嵇邵出仕，并且认定山涛一定会照顾自己的后人。这就说明嵇康其实也知道出仕的好处，并不是一个“死忠”的迂腐之人，否则就不会让嵇邵出仕了。但是，他的本性不喜官场，所以才将事情做得那么决绝，完全不计后果。这就是“名士”和“圣人”、“隐士”之间的区别，他们既没有泽被苍生的大愿，也没有归隐山林的决绝，他们只想顺从着自己的意愿而活。那么，假名士是什么样子呢？假名士同样有其“风流”的一面，但其真正的秉性在某些时刻就能暴露出来。比如那个《三国演义》中被诸葛亮骂死的王朗，这就是一个假名士。王朗在当时也有名士的称号，但有一次他和华歆一同逃难，途中遇到了一位求救者，想要搭乘他们的船一同避难。华歆不同意救助这个人，但王朗认为地方还很宽裕，就希望救助他。华歆见此，也就没有坚持。后来因为速度减慢，贼兵即将追至，王朗就想要抛下那个中途救助者。华歆说，当时之所以不想救助，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但既然已经决定救助他，又怎么能因为遇到危险就抛弃他呢？从这一件事情就能看出，王朗虽然有着名士的称号，但遇到了紧急情况，其自私、虚伪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再比如，位列“魏晋八君子”之一的王浑，在灭吴之战的时候也暴露出来自己的本性。话说公元279年，王浑等人奉命灭吴，吴主孙皓向王浑、王濬、司马伷三人分别递交了降书。王浑接到之后，担心是吴国诡计，不敢直接渡江；王濬接到之后，立刻渡江，在建康接受东吴的投降。王浑第二天渡江之后，眼热王濬的功勋，于是上书司马炎，参奏王濬不受节制，擅自行动，应该按照军法处置，以牢笼押解回京。这件事情被称为“浑濬争功”，是魏晋名士的一件笑谈。这些假名士非常多，因为当时的风气尤为喜欢名士风流的样貌，所以很多人开始伪装成“名士”的样子，来博取时名，一旦遇到真正的危机或者诱惑，就会暴露无遗。

礼教盛行之下，为何会出现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的出现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那一段时期对于正常人的生活来说并不美好。“三国”时期的英雄辈出，奇谋百变，在后世看来或许很精彩，但要知道，从群雄割据到三足鼎立，再到三分归晋，短短半个多世纪时间里，战乱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对于袁绍、袁术、刘表等等诸侯来说，尚且朝不保夕，那么对于生活于社会底层的百姓又当如何呢？这些“名士”很多都不想出仕，那么其生活状态和普通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也要饱经战乱之苦。而对于那些有志于建功立业的名士来说，因为出身、资历、阵营等等关系，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前途，尤其是一些寒门子弟出身的名士，或者没落贵族出身的名士，他们在“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压迫下，是很难有翻身之日的。所以，现实社会的兵凶战危与黑暗环境，让这一时期的一些比较敏感的文人率先对社会产生了失望的情绪，比如之前提到过的嵇康等人，“竹林七贤”中大多都是这一类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真正的名士都转而去耕耘内心的精神世界，他们对精神自由有着狂热的追求，甚至不惜发表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比如“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与主流社会近乎完全相反的思想，自然要遭到主流社会的抵制。更何况，嵇康等人认为，世间的规矩只能去约束普通人，像他们这种追求自由的士人是超脱于规则之外的。那么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法度而不用受到制裁，这也是社会动荡的隐忧，自然不能被上层社会所容忍。这些名士的做法使得他们在追求精神自由的同时，也享有着一定的现实自由，所以被很多人所推崇并模仿，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潮流，这就是由真假名士共同形成的“魏晋风度”。那些甘于出仕的名士对于统治者来说属于旗帜，可以招揽人才，但那些不愿意出仕还追求自由的名士自然就会遭到统治阶级的憎恨，他们的结局都并不太好。所以说，“魏晋风度”的形成，其实是在那个现实社会极度动荡、封建礼教尚且没有完全渗透的时代里，所形成的一种特殊思潮，在之后的朝代中，再无此等条件。正因如此，魏晋风度和其他任何朝代都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尤其是“精神自由”的诱惑，使得那个朝代的名士成为了后世所有文人所艳羡的对象。但也应该知道，这些名士中，那些采取不合作态度的文人，虽然在民间和后世声望很高，但对于家国天下的作用其实是很小的，那些精神标杆式的鼓舞也只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他们的主观意愿。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我是待晓儿，专注于文化的科普与解读，欢迎关注与交流。

网友浮生三十六记说：

魏晋风度已越千年，穿越历史的云烟，仍然能够听到《广陵散》的铮铮琴音，仍然能够听到觥筹交错，斗酒狂呼的喧哗之声。感谢从这一点上来说，要感谢那个动乱的时代，感谢那些无能的统治者，一定程度上早就了桃花源的美丽向往，让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怀有那么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时代让生民涂炭，而知识分子却给予时代一份大礼。魏晋风度产生的时代，可以说继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最动乱的时代，三国纷争、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统治腐烂，战事频仍，暴君频出，王朝短命，民不聊生。曹操诗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动荡的社会，频迭的政权，导致礼教崩塌，儒家式微，知识分子朝不保夕，报国无门，社会结构解体，道德礼法衰退，在这乱世之下，再死守陈教礼法，既难以生存，又会被人耻笑。儒家思想无法适应解体的社会，必然有新的思想趁虚而入，故而玄学兴起，佛道盛行。当临危一死报君王难以实现时，隐逸山林谈心性将变为必然的选择。他们纵酒放歌、高谈阔论，他们坦胸露体，放浪不羁，他们，焚香调琴，吟诗做赋。他们练丹食药，以求长生，他们效法自然，登石临水。魏晋风骨的核心，我觉得就是人性的解放，是至情至性的表现，将束缚在人们身上的一切枷锁都杂碎，回归本真，还复自然，哀人生之须臾，羡宇宙之无穷，他们追求的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他们倡导两性解放，追求男女之间正常的交往，打破横亘在男女之前的屏障。从来没有一个时代，能像魏晋一样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让知识分子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有了自我的价值考量，永远记着在那庙堂之外，还有一处桃花源在桃林掩映之中等着你。

网友微雨听澜说：

魏晋风度这个词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用来形容魏晋时期的文人、士人的状态。从历史角度考虑，哪个阶段恰恰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乱的年代，也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的时期。我的观点两个方向：思想解放和行为羁绊。什么是魏晋风度？顾名思义，就是魏晋时期人们的文章、言谈、举止、态度。在那个乱世之中，魏晋人风度绰约多姿，表现形态各不相同。比如竹林七贤的名士风度，君臣之间的政治风度，民间各种人物的哲学、自然、隐士等风度。魏晋时期正因为乱，才让禁锢士人几百年的儒家思想，在士人、文人心中有了动摇，所以才有了很多情愿归隐山林的隐士，有了很多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能人异士。但是那时候的文人，心中的信念无所寄托，所以在思想上和行为上有着两种不同方向的延展，从而充满着矛盾。一方面，有些有着自制能力的人，在乱世之中可怜民众疾苦却也无能为力，所以寄身于山水田园之间，钟情于畎亩农家之中，宁可躬耕陇亩，也不出仕为官，由此产生了很多田园诗人，出品了很多田园诗文。另一方面，很多人并没有放下儒家和士人高傲的透露，长袖善舞，长歌为乐，放浪形骸，吸食“五石散”，身无分文却清高自傲者非常多，这是在旧的信念没有建立，新的思想尚未形成情况下的无所寄托，空虚和寂寞的外在表现。尤其是东晋时期，北方士族地主随着晋王朝“白衣南渡”，昔日的辉煌不再，故土处在纷飞的战火和蛮族统治之下，缺少了信念和坚持，更助长了思想上的不羁和放荡，保留着的宽宏大度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是一种风骨犹存之际的保留着的微薄的面子。

结语：

魏晋时期的风度确实有很多值得欣赏的地方，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思想的重铸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却缺少一种“国破山河在”的悲壮。

网友墨子小游戏说：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时期，像魏晋那样，突然涌现那么多独立特行，放荡不羁，狂妄任诞之士。他们喝酒、长啸、裸形、做青白眼、把那个残酷惨烈的魏晋时代渲染成血色的华丽。 那是个酒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烦忧，于是有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了刘伶的一醉三年，阮咸的与猪共饮，王羲之与友人的曲水流觞……美酒成了众多士人放荡生活的一部分。那是个率性狂妄的时代。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也！”他有一个奇怪的癖好，常常一个人驾着牛车驮着酒，漫无目的向前走，直到牛车停住，前方找不到道路，然后放声嚎啕痛哭。看到当年鏖战的英雄已随风烟而逝，英雄已矣，小人当道，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长叹传遍了魏晋大地。他无视社会规范，母亲去世了，他却照常喝酒、吃肉。到了埋葬的日子，阮籍蒸了一头小肥猪，喝了二斗酒，然后向母亲的棺柩告别。然而——穷矣！只叫了一声，顿时吐出血来，猛然倒地，变得像个病人。他厌烦身边虚情假意的来来往往，常常白眼相向。母亲去世后，面对许多来吊唁的人，阮籍只是披头散发，目光呆滞，形容枯槁，既不还礼，也不哭拜，来客得到的也只是他的白眼。而刘伶也不亚于阮籍，他经常抬棺狂饮，在屋中身上一丝不挂，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那是个归真自然的时代。是老庄思想让他们摆脱现实的纷争回归自然，回归自我。它要求人们去掉人为造作，提倡回归自然，持守自身质朴的本性。在他们看来，符合自然本性的才是美的，自然而然就是美。他们不受世俗约束，放浪形骸，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那是个友情的时代。所有人来吊唁，都只得到了阮籍的白眼，唯有嵇康真正理解了阮籍，备了酒、 挟着琴来到灵堂。阮籍终于青眼相对，他们成为了终身的朋友。嵇康打铁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更不愿意别人来参观。向秀知道他的脾气，悄悄地来到他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埋头帮他打铁。后来山涛推荐给他一个很高的职务，他立即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给山涛。虽然给他写了著名的绝交书，但临终前嵇康却对自己十岁的儿子嵇绍说：“只要山涛伯伯活着，你就不会成为孤儿！”果然，后来对嵇绍照顾最多、恩惠最大的就是山涛。那是个音韵的时代。一曲绝世《广陵散》，何等唯美，凄美。嵇康的临刑抚琴，泰然冷笑，一曲终了，慨然就死，阮籍长啸，他作的《大人先生传》广为流传。那是个矛盾逃避的时代。独立特行的嵇康，被晋文帝杀害；阮籍数次以醉酒避祸，终不免落得一个郁郁而死的结局；与嵇康一同打铁的向秀，在嵇康死后，为避祸不得不去首都洛阳，晋文帝还挑衅说：“你不是想隐居山林吗，干嘛还来这里？”向秀不得不回答：“像巢父、许由那样的隐士，不能理解尧帝的圣贤，不值得羡慕。”通过贬低古代隐士巢父、许由的高节情怀，取悦屠夫皇帝，保得一命。这是非常可悲的。那是个美男如玉的年代。这魏晋时期的人爱美，这和这个特定时代的战乱、动荡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战事频繁的年代里，今天人头还在脖子上，明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及时享乐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感官、外化的美成为了大众审美的标准。而据说魏晋时期的男性审美呈现出阴柔倾向是和当时人的另一风尚紧密相关，那就是服药。当时很多人都服食一种叫五石散毒性很强的药物，这种毒性可以让人的皮肤变嫩，但是皮肤变嫩以后，问题也随之而来。紧身的服装就不能穿了，否则皮肤会磨破，于是大家纷纷改穿宽大的衣服。鞋子也开始改穿木屐，减少脚和鞋子的摩擦。更可怕的是，因为皮肤嫩得不能洗澡，当时的人大都满身长虱子，虱多不痒成为一种时尚。两人在说话，其中一人伸手到衣服里抓出了一个虱子，那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事情。可见服药带来了社会审美的巨大变动，阴柔美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审美。按《晋书》记载，嵇康“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按《世说新语 容止》他“ 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 萧萧肃肃， 爽朗清举。或云: 肃肃如松下风， 高而徐引。” 可见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一付男子汉气派。与当时的一些男人多有涂脂抹粉地化装，靠药物换来的美相比，嵇康的英俊是出自然。最有说服力的故事是，一次他去森林里采药，竟被樵夫误以为仙人下凡，其风姿可窥一斑。 他死了多年后，他的儿子嵇绍始到首都洛阳，有人对王戎说：“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王戎回答：“君复未见其父耳。”由此可推想嵇康之风度仪态。那还是个让妇女追求自由展现自我的时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说魏晋时候的女子象男子一样，访亲问友，四处交游，夜里还打着火把，在街市上行走。或半夜回家，或夜不归宿，或游耍佛寺，或观赏渔猎。登山邻水，离乡远行。更有豪放的女子，路边饮酌，弹唱歌舞，毫不羞涩。

网友农村李大明说：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四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