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狼主1970说：
柴荣赵匡胤者，君似强龙，臣如猛虎，开疆拓土之初，匡胤为国家柱石。
若天假寿柴荣，龙虎浑一九州，则无匡胤龙尊之日。柴荣忽殁于英年，昔柴荣以义子承郭氏之基，郭氏岂无可扶之人？是以得位有窃取之嫌，亦非至正。今七龄幼子承袭大统，值天下四分五裂，强敌环伺之际，柴氏恩威未及久固，匡胤权谋已露锋芒。自古谋拥立希宠不乏其人。捽童子去位，易如反掌；夺窃者之金，心无所负。黄饱一朝加身，便为大宋始祖。
乏兵自募，枵腹从公，曾杀敌于前，满人防之于后，熬鹰绳犬，国藩如履薄冰矣！
夫华夏文明，最重儒家。拟君臣为父子，倡忠义之千古；尊强权变奴才，问骨气之安在？自古拥兵功就者，鼓其龙行天变希荣邀利者比比，于波诡云谲之间，难试叵测之心，虚言为诱，黄袍未见加身，足至引颈就戮。当是时曾募兵昭保家卫国之名，共驭时艰，驱贼荡寇，以期封妻荫子，是谓义正。太平天国虽政治失机，屡戕民意，然多为华夏男儿，血脉炎黄与湘军系于同族，更胜一衣带水之亲！曾国藩杀之殆尽，心亏同种。此时谋变，失忠正寄托之所；平叛易叛，绝同族拥立之资。朝庭灭之以正，百姓诛之以邪，取死之道，岂如之大儒能为？家书记日之文，原本私密，竟能昭之天下，言之至正，缜密如斯！非刻意而为，则为至圣！叹青史犹在，千百年后物事尊贬丕变；论红尘世俗，心思转瞬之间亦可九移！噬血顶红，誉满天下。时下奉为圣贤，朝庭柱石之文正公，平叛逆踏碎积山白骨，实鹰犬之霸主；入仕途如履薄冰！真奴才之极品！吾侪耕者，纵茶余之水，论管窥之识，偶评至圣至伪，有伤他人仰止，告罪于先，望谅之！
网友苍茫大地顾炜斌说：
苍茫大地认为：原因如下：一、慈禧权谋很厉害，曾国藩极为忌惮。当年肃顺等八人，作为咸丰帝的托孤大臣，重权在握，最终还是被慈禧放倒，玩完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朝廷真正当家的是慈禧这个西太后，她眼看满族八旗兵不行了，能重用汉臣曾剃头之流，显见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同时，慈禧对曾国藩等又打又拉，拿捏功夫娴熟，曾国藩必然知道：这老娘们不是个善碴，风紧，扯呼！他知道这老娘儿无时无刻不在盯着他，稍不留意，脑袋掉了，还不知为啥掉的！二、曾国藩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忠君爱国是他本分。曾国藩本是进士出身，忠君爱国已浸入他的血液。恕我直言，封建王朝忠君、爱国两词之间几乎是可以画等号的！你可以责备曾的愚忠，但他确实是大清的忠臣啊！我读过《左宗棠传》，书中有曾、左一段对话，曾国藩对左宗棠说：大清入关才短短二百年，康乾盛世几乎就达百年。他对清的统治还是相当迷恋的，怎么会反呢？三、曾国藩尽管是镇压太平天国时的汉军老大，但手下派系林立，他要造反，手下各大佬未必跟进啊！他要造反，曾国荃可能会追随。但李鸿章的淮系已自成一系，未必跟随；左宗棠出生湘军，但忠君爱国，已成习惯，不可能跟着造反。而曾国藩军事才能不如他们，一旦战场交锋，沒好果子吃啊！四、人生取舍之间，曾国藩作出了慎重而又正确的取舍。曾国藩给大清续命几十年，官做到一品大学士、爵封一等侯，人生已相当圆满，又留下《曾文正公集》传世，立功、立德、立言，达到《左传》中说的三立，夫复何求？太平天国的圣库余存去向不明，老九曾国荃在天京放过一把大火，不久又有许多船只往湖南老家运过货物，闷声发大财是自然的，朝廷老佛爷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相安无事。荣华富贵已然享尽，何苦要把曾家全族人的命系在裤腰带上去造反呢？五、曾国藩荡平太平天国地盘，所到之处，军纪不严，民心几失，当地百姓必把仇恨系在曾国藩的头上，他造反，这半壁江山的百姓绝不会响应曾剃头啊！曾国藩的湘军薪水远高于绿营，甚至八旗兵，而朝廷军费并不十分宽裕，所以曾剃头没少干强征各地税收的事儿，攻城之前，为鼓舞士气，难免允诺城破后湘军狂欢数日，这湘军的狂欢，无非是烧、杀、掳、掠，在太平天国所辖区域是没多少百姓愿意喊曾国藩万岁的。这是他造反的大碍啊！六、湘军也未必愿意再陪曾国藩玩造反的游戏。湘军成军初，以恢复儒家秩序为宗旨，当然少不了以高官厚禄为刺激。镇压完太平天国后，曾国藩手下总督、巡抚、总兵、副将、道员、知府一拎一大串，朝廷是不吝赏赐，当官的本就收入丰厚，况且还能鱼肉百姓、贪污腐败，攻破洪秀全的城池后，抢劫什么的朝廷又没深究。现在仗打完了，大佬们都想尽享荣华富贵，有几个愿意再冒着灭九族的风险造反呢？七、曾国藩战后湘军自觉裁撤，又和左宗棠故意不睦，放任李鸿章淮系坐大，这是自保的高招啊！曾国藩这三招，使朝廷对他释疑，高，实在是高啊！如曾国藩一家独大，老佛爷必定看到曾国藩脑袋大。现在见最能打的左举人与主子不睦，老是顶牛，心里这个高兴啊！加之，淮系虽夺胎于湘系，却另立山头，李鸿章还有后来者居上之势，老佛系对曾国藩算是彻底放心啦！曾国藩生前封侯拜相，死后谥号文公。主席、老蒋均对他推崇倍至。人生如此开挂，夫复何求？
网友失格的数码酱说：
曾国藩不反满清，确实也是一段晚清一大疑案，让我们后世产生诸多猜测。1864您阴历7月19日，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陷落，这也意味着湘军在战争中取得完胜，当时的湘军可谓声势浩天，是想当时能打仗的军队，满人八旗子弟都已腐败的端不动枪，骑不上马，朝廷可依靠的无非就是各地团练，而出名的也就是我们常知的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和李鸿章的“淮军”...而这位早已晋升为两江总督掌握四省军政大权的曾国藩，如果此时登高一呼，真可以说是群雄响应，但曾国藩为何不反满清，他带着他当年“振臂一呼”来的数十万人要何去何从，是每个人都该考虑的问题。唐浩明小说，早在湘军攻克安庆，左宗棠就劝说过曾国藩称帝，他通过胡林翼捎给曾国藩一封信，信的内容时“神所凭依，将在得焉。鼎之轻重，似可问焉！”问鼎轻重，这可是大逆不道的话，意思是反了满清，虽然我平时不服你，现在也认你做老大。曾国藩的回答是将“似可问焉”的“似”改成“未”，表明没有意思。而曾国藩这时也应该能想到，别人能想到这些，朝廷也能想到，该怎样才能打消朝廷疑虑，这是个问题。当然这也可能是小说家虚构之言，左宗棠嫉恶如仇，也不可能写出劝曾国藩称帝的话，此外，梁溪坐观老人的《清代野记》记载，彭玉麟递给曾国藩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东南半壁江山，老师岂有意乎？”吓得曾国藩赶紧把纸条吞进肚子，直骂彭玉麟“可恶，可恶”。此外，《草堂之灵》中叙述王闓运也劝过曾国藩造反，被曾国藩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的一个“妄”（还有人说“谬”“荒唐”）字顶回。湘军攻克南京，据说也有三十名高级将领联名请求曾国藩与满清分庭抗礼，曾国藩在玄武湖说出了有名的“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还有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的《李秀成本传考证》中也记载“李秀成劝文正公坐皇帝，文正公不肯”等，我们后人意淫出来的案例数不胜数，以致予到底为何，恐怕除了曾国藩，谁也不知道。曾国藩是谁，晚清有名的儒学名家、桐城派大儒，郭嵩焘当年劝说其组织乡勇对抗太平军的口号就是“忠孝节义”——太平军到处砸孔子像，这确确实实突破了没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底线。其中在《讨粤匪檄》中就有“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湘军“以儒生帅乡农”，军队的奋斗目标就是“忠君爱国”而已，如果曾国藩反清，岂不就是打自己脸，为不忠不孝之举。我们看看一百年后的段祺瑞和冯国璋是怎样对袁世凯的，曾国藩真冒这个险，但到底会有多少人支持他谁心里都没有底。“功莫大于勤王，勋莫大于讨逆。不要说支持，造反后的曾国藩，可否确定昔日爱将不会以“忠孝节义”的口号倒戈相向。熟读历史的都该知道，第一个造反的往往成为垫脚石，只需一个开头，遍地群雄都会揭竿而起，曾国藩能否笑道最后谁也不知道，但是以曾国藩谨慎的性子，定然不会这么做。而且天京攻克，所有湘军赚的钵满瓢满，谁还会想着继续战斗造反，还不如回家好好教育子女，说不定就能造就出一代奇人，也恰恰如此，有这种经济基础的湖南在近代史上散发出浓郁的光彩。其实对曾国藩来说，自那次不告而辞回乡之后，人生的态度以亲近黄老哲学，水满则溢，月满则缺，曾国藩深得三昧。曾国藩宁愿自己的福气与运气不要太好，所以把自己住的地方命名为“求缺斋”，也是这个意思。而当时各方势力暗流涌动，鱼龙混杂，他们到底打着什么心思，也不可得知，自己没必要冒险去干这种事情。“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也是他所追求的人生境界——要做克己修身清高淡雅的圣贤而不愿去称王称帝，儒家文化传统教义：忠君报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反叛朝廷自立为王，儒家传统文化所不能容忍，他到底有没有做到心中的最高理想呢，至少坊间流传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前有孔子，后有王阳明，而还有半个，就是曾国藩。“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 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这是对曾国藩一生的评价。就连毛主席都对其评价颇高：“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不管当时，还是后世都对其表示了极高的认可，我认为曾国藩无愧于“半个圣贤”之名。
网友文城观点说：
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做“为官当学曾国藩”，那么，在曾国藩的一生中，最能代表他为官智慧是哪一阶段经历呢？他在处理什么事时最能表现他的官场智谋呢？其实，就在湘军攻下天京之后，当时，曾国藩面对着极为错综复杂的乱局和纷繁复杂的矛盾，面临巨大的危机和极为难得的机会，曾国藩所选择的处事态度、方式和特点，最能显示这位湘军统帅的智慧和韬略。曾国藩当时，各种复杂问题归起来有两个：其一，如何妥善地解决湘军与清廷在天京攻陷之后所凸显出来的矛盾，如何解除湘军所面临的极大危机？其二，天京攻陷之后，有人（包括他的胞弟、嫡系将领等）或明或暗地建议曾国藩学赵匡胤，那么，曾国藩该如何做出选择？其实，当湘军逐渐在战场上取得优势时，清廷已经关注到了湘军统帅曾国藩以及曾氏一家会不会有“异心”的问题，所以，预先就采取了防范措施。有满人的军队相伴在湘军周围，而攻陷天京之后，清军对湘军的制约措施更是大大加强了。在长江北面，满人的部队列成阵势，随时准备向南出击；在天京周围，有僧格林沁、官文主持着军政事务，从后勤和军事上对湘军形成制约。而且，朝廷通过对战胜太平天国军事力量的功臣进行封赏的态度来表明对曾氏兄弟的警惕和暗示，封赏的将领不少，文臣武将都有，如僧格林沁、官文、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都兴阿、富明阿等，而其他将领如杨岳斌、彭玉麟、骆秉章、鲍超等等，这些人受封的爵位竟不比进攻天京战役的总指挥曾国荃的爵位有明显差别，很明显，朝廷是在拉拢其他将领，与太平军作战的将领，表示对曾氏兄弟的警惕。攻陷天京后，危机已经很明显了，当湘军中的很多将领还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乐气氛时，曾国藩却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他面对着极为凶险的局势，心惊胆颤，冒着冷汗思考着对策，寻思着解脱危机的最佳办法。曾国藩思考的结果是集中在一个极为重要的选择上，这就是：到底是继续做朝廷的忠臣，向朝廷尽快妥协，并以实际行动让朝廷彻底放心，还是举旗反清旗帜，与清廷抢夺天下？湘军内部曾有一些将领向曾国藩提示，比如为人含蓄的彭玉麟曾问：“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而曾国藩的回答是：“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左宗棠也曾写对联增送曾国藩，以此试探：“鼎之轻重，似可问焉？”而曾国藩看后将“似”字改为“未”字，把对联还给左宗棠。这表明，曾国藩心里已经做出了选择：“黄袍加身”是不能做的，也是做不得的，他选择了急流勇退！那么，攻陷天京之后，曾国藩为何要放弃十分难得的打败清王朝的机会，为何不去争取“黄袍加身”呢？关键在于曾国藩对当时的局势有非常深入的洞察，湘军要在与清廷的对抗中获胜，可能性极小，而想要“黄袍加身”根本不可能，只有激流勇退才是最安全的策略。第一，湘军在攻陷天京之后已失去了之前的强悍战斗力。攻陷天京之后，湘军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看似已无敌于天下，而实质上已经丧失原来的战斗力，打败太平天国军队让湘勇昏了头，他们狂热地享胜利成果，疯狂发泄，烧杀掳掠，军心已经涣散。原本骁勇善战的湘军，如今已经成抢金银财宝，抢女人的蛮横兵将，只知道享受，再也不愿意浴血奋战了。曾国藩若是选择与清廷为敌，湘勇们可能不再愿意再为曾氏卖命，而且，就算曾国藩还能节制湘勇，这一支军队也未必打得过满人的部队。第二，曾国藩担心，若他反清，其旗下的部队可能因内乱而耗损军力。当时，通过打败太平天国而崛起的汉人高级将领不只是曾氏兄弟，在曾国藩指挥的军队里，除了湘军，还有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虽然说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是由曾国藩培养和提拔的，在攻击太平天国军队时能听曾国藩的号令，但是，李、左两人都有统帅之才，都是能独当一面的，若是曾国藩反清了，这两支分别来自淮、楚两地的军队与湘军不一样，他们是否会听从曾的调遣，是大有疑问的。若是李、左不反，湘军与楚、淮两军便可能互相厮杀，这是曾所不愿看到的。而且，曾国藩对他的这两位各领一军的门生很了解，以他们的秉性和谋略，他们是不会跟在曾国藩的反清旗帜下的，李、左两人，要么听命于朝廷，领兵平叛，对付湘军；要么独竖旗帜，也来争天下。若是如此，湘军危矣。湘军画像第三，清廷一直提防着湘军，早就对湘军采取了抑制措施，湘军要反十分困难。汉人掌兵一直都是清廷最忌惮的，自从曾国藩创立湘军起，清廷就一直防着湘军。咸丰四年，曾国藩攻占武昌后，咸丰帝心里高兴，拟大赏曾国藩，而满族大臣便密奏，认为曾国藩一位书生闲官，能招来数万湘勇，占领武昌，这并不是朝廷之福。此奏让咸丰清醒，立即取消了对曾氏的奖赏。湘军攻陷天京后，清廷不准许领兵攻天京的曾国荃用八百里红旗报捷，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清廷对曾氏兄弟的制约加强了。此前，“八旗”兵、绿营兵都打不过太平天国军队时，咸丰帝曾许诺：“取江宁者封王！”而当曾国荃攻陷天京之后，清廷耍赖了，不仅没有给曾国藩封王，而且还只给曾国荃封了一等候爵，与其他重要将领没有区别。不仅如此，清廷还以追究幼天王洪天贵福的逃脱之责，责怪曾国荃，用以弹压曾氏兄弟。此外，湘军在天京城浴血奋战，而清廷却在天京周围布下重兵，对湘军形成包围之势。曾国藩对此“黄雀在后”的招数当然看得很清楚，清廷已开始防备曾氏兄弟谋反，而攻陷天京后已精疲力竭的湘军，若是举起反旗，未必能敌得过满蒙联手的朝廷大军。第四，若是曾国藩举起反清旗帜，湘军将面临各方面的敌人。湘军除了要对付朝廷的大军之外，还要防着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并面临着太平军残余力量的报复。此外，又要对付捻军等。更令曾国藩担忧的是，湘军内部可能出现的分裂，而且外国侵略势力也会以支持朝廷的名义乘机挑衅。此前，湘军打太平军可谓是顺风顺水，后来才会获胜，可是，已经军心涣散的湘军若是对付外国侵略军和清廷统领下的各种势力，很难有有获胜的把握。这也是曾国藩不敢举起反旗的重要原因。第五，曾国藩不敢也不愿意毁了他仁义忠心一生荣誉。曾国藩是当时著名理学家，以仁义忠孝为立身之本，他正是以宗亲文化为思想依据而组建湘军的，也正是他以伦理德性来对付太平军的神学理念的，若是曾国藩举起反清旗帜，便是毁了他自己竖起的忠孝仁义之名，湘军成了叛军，如何再称“仁义之师”呢？曾国藩心里很清楚，“失道寡助”，举反旗，损仁义，湘军必败。第六，曾国藩担心湘军内乱，担忧曾氏兄弟发生内斗。湘军攻下天京后，他这位湘军统帅成了江南最有权势的人，他执掌着湘军，并能指挥淮、楚两军，他是大学士兼两江总督，威权显赫，如果反清成功，他便是“准皇帝”。可是，他的胞弟曾国荃却掌握着湘军最精锐的部队吉字营，而且曾国荃手下皆是不要命的悍将蛮兵，曾国藩一旦有“黄袍加身”的可能，吉字营的统帅以及其手下骁勇无比的兵将，是不会看着可能到手的皇位而不动心的。曾国荃野心很大，蛮横凶残，对此，曾国藩太清楚了。所以，曾国藩担心在曾氏兄弟之间，重演宋时赵光义对待赵匡胤的悲剧，他不想看到曾家兄弟、族人因争权而分裂，不愿看到曾氏族人自相残杀。最后，作为理学家，曾国藩有儒家的“道统”思想，他不愿意成为恶人。湘军长年与太平军作战，连年的战事已使江南大地倍受蹂躏，人死地荒，民不聊生，而且，三湘大地，已战死了很多人，攻陷天京之后，曾国藩已对战争非常厌倦了，他不想让战事再起。基于以上的原因，曾国藩在心里彻底取消了举旗反清的念头，即便是“黄袍加身”很风光很威风，他也不学赵匡胤，因而，他选择了“急流勇退”，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和与清廷的矛盾，极力向朝廷示好，避免落得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下场。曾国藩那么，曾国藩在攻陷天京之后，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向清廷调和呢？应该说，此时曾国藩的举动，最能表现出曾国藩有超乎常人的智慧与谋略。第一，曾国藩转移工作重点 由军事行动转向文化建设。曾国藩这位理学名家开始搞文化建设，不再把打仗作为最重要的事。在攻下天京之后，他立即整修秦淮河，让秦淮两岸的文化商业活动重新繁荣起来；他重修夫子庙，恢复科举考试，满足了因战事停了好多年不能满足的金榜题名的梦想；他重新刻印明末大学者王夫子的名著《船山遗书》。这些举动其实是向朝廷传去信号，他不想打仗了，要还江南民众一个安定的局势；同时，他也是向天京及江南民众示好，洗刷因湘军在天京城烧杀抢夺而留下的恶名声，他要让清廷知道，他只会做“中兴”名臣，而不会当叛贼。第二，曾国藩主动上奏朝廷，请求裁撤湘军。很快朝廷的准奏批复就下来了，七天后，曾国藩下令裁削湘军二万五千余人，只留一万人守江宁，一万五千人作为城外游击之师，搜捕太平军残余。至第二年三月，湘军守城部队仅剩两千人，城外的游击部队也很少了。到朝廷命曾国藩北上镇压捻军时，湘军只剩下刘松山统领的“老湘营”跟在曾国藩身边。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这清廷放心，而曾国藩也能避免自己遭遇“兔死狗烹”的下场。湘军第三，曾国藩下狠心“自断翅膀”，让悍将告病假。他用尽心思劝说他的九弟、进攻天京的湘军前线总指挥曾国荃告病回家静养，与此同时，他下令解散了曾国荃执掌的曾氏的嫡系精锐部队“吉字营”。朝廷虽假意安慰曾国藩，说几句好话，但很快准奏，让进攻天京最大的功臣、一等侯爵曾国荃回家养病了。曾国藩的这一招很奏效，他让清廷知道，他把精锐嫡系部队“吉字营”裁了，其统帅养病去了。这其实是向朝廷表明，曾国藩是不会拥兵自重的。第四，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针对朝廷追逼湘军交出金陵城缴获金银的事，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应对措施。他上奏朝廷，表示金陵城确无金银可“报部拨用”，其意是：金陵城攻破了，但没发现金银财宝，哪有缴银可上交？其实，天京城里的金银财宝都被湘军抢回老家去了，赌命夺来的银两，曾国藩如何追回呢？所以，为了应付朝廷，曾国藩想了个应对的妙策，他在奏请裁军后没几天，就上奏朝廷，请求停解湘军军饷：一是停解广东厘金，这至少有120万两，原本是从广东直接拨给湘军使用的，是湘军军饷的最重要；二是停解江西军饷，不再以江南厘金拨付湘军使用；三是停收湖南东征厘金，归由湖南官员征收，即湖南厘金归湖南，不再归湘军。曾国藩的用意清廷当然很清楚，曾国藩是将原本用来支付给湘军作军饷的各地厘金都归朝廷了，这数目不小，而以此作交换，让朝廷不再追缴湘军在金陵城所抢的金银财宝了。此时，清政府不同意也没辙了，湘军抢的肯定追不回了，停解厘金朝廷赚了一大笔，再逼湘军，若是没有钱粮造反了怎么办？为对付朝廷老是盯住湘军抢来的财富，曾国藩用此交换策略，确实是妙招。总之，曾国藩通过一系列措施，向朝廷表忠心，让朝廷对湘军彻底放心，此时，湘军兵马少了，金银粮饷也少了，猛将请病假了，精锐部队裁撤了，湘军对朝廷的威胁彻底解除了，没有任何造反的可能了。因此，朝廷对曾氏兄弟这样的大功臣，也只有奖赏以回报他们的功劳了，清廷也不愿意让天下人说他们是过河拆桥。曾国藩可以无忧了。曾国藩巧妙而成功地消除了“功高盖世”的局势，化解了湘军击败太平军所带来的危机，避免与清廷矛盾激化，避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他保住高官之位，保住了曾氏家族的安全与荣耀。显然，曾国藩的这一段经历和他所采取的行动，让人们明白，他为什么不举起反清旗帜，他为何能“激流勇退”，避开了像历史上一些功臣名将所遭遇的悲惨下场。
网友狮山逐史说：
曾国藩所处的清代和赵匡胤黄袍加身所处的后周，完全不是一回事。最大的不同，曾国藩并不完全掌握清朝的军队，虽然有湘军加持，但早已被人当眼中钉一样盯着了；赵匡胤则几乎完全掌握了后周的军事大权。（欢迎关注我的头条号：历史三日谈）曾国藩在编练湘军以前，在京做官尽十年，对于其来说，那就是沉沦的十年，后来编练新军，主持大局，曾国藩原想一展雄图，可没想到受的罪，一点不少，处处掣肘。从这一点来说，曾国藩在清朝政治体制内，并没有达到只手遮天的地步。有人总爱拿曾国藩手中的湘军说事，说实话，虽然湘军的战斗力在与太平天国的对垒中有所体现，真要说到了天下无敌的地步，也不见得。李鸿章的淮军不就是后来居上了吗？赵匡胤就厉害了，他是后周禁军大将，军队里的其他将领几乎清一色都是他的好哥们好兄弟，唯一一个韩通，虽然心中不服，甚至想要起兵护驾，但奈何势单力薄，赵匡胤早就有所准备，结果可想而知。再有一点，后周是儿皇帝，柴荣死后，他7岁的儿子――固恭帝继位，赵匡胤发难之际，正是新老交替、人心不稳之际。说到儿皇帝，那就不得不说曾国藩面对的皇帝――表面上光绪，其实是慈禧太后，经过辛酉政变、拿掉绊脚石奕䜣、把光绪帝捏在手里等，慈禧太后早已是高明的政治家，她岂能任由曾国藩尾大不掉，发生功高震主的事情。因此，曾国藩不是不学赵匡胤黄袍加身，是学不了，没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