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知心人说历史说：
“乌台诗案”，乃是宋朝的“文字狱”，实质是政权之争，保守派和改革派因政见不一，导致对人身攻击，东风、西风互相争夺利益空间而渐行渐远离开了事件本身，走向了一个极端。元丰二年（1079年），43岁的苏轼，被调任湖州知州。苏轼上任后给皇帝写了一封信叫《湖州谢表》，其中有几句话被“新党”拿过来过分解读，认为苏轼有讥讽的意思。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因此被捕押往京城，同时还有数十人受到了牵连。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尴尬了！没事你仗着有点文采胡写什么？这不被人抓住把柄了吧！其实，乌台诗案是北宋朝廷政权斗争的一个缩影，没有这乌台诗案，也会出现“红台诗案”、“蓝台诗案”一类的东东。而这种斗争由来已久，许多高官放着民生、民政不去管理，而专门靠整人获取资本，这也是很多封建文人的悲哀吧！
“乌台诗案”前奏
在注重以“学”治国，特别是以“儒家”学派为主的封建王朝，“理科”方面显有人去深耕，因此在中国几千年史载中，“科学家”并不多。北宋的沈括是正史有传的科学家，他的代表作《梦溪笔谈》，内容丰富，集前代科学之大成，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要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心扑在科学研究上，说不定就不会有后来的居里夫人了。开一个玩笑，文章题目是“乌台诗案”，提沈括干什么呢？因为， 沈括就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至和元年（1054年），沈括以父荫入仕 ，不过后来辞去官职，他要参加科举考试，因为那时候科举才是仕途的正途，才能登堂拜相。像是靠“荫德”参加工作，也就是类似我们的“接班”，身份不是“公务员”不能提拔重用。直到三十一岁时沈括才中进士，黄花菜都凉了，人家苏东坡可是二十岁左右中的进士，还差点成了状元。等沈括踏入“社会圈”，苏东坡已经几起几落了，虽然官职不大，可已经赚足了资历，资历就是资本，只要皇帝一高兴，弄个宰相当当也不在话下。可眼下苏东坡当不成宰相，因为此时的宰相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改革”呢，而苏东坡又是反对变法的。刚刚进入部委工作的沈括，审时度势看出了门道，于是紧抱宰相王安石的大腿，竭力拥护新法。嘿嘿！王宰相，我可是拥护你的，你要提拔重用哦！开始，王安石还是比较器重他的才能，可出来混怎么着也有点人品才行，又是谄媚、又是诋毁，别人不行就你行！小人啊！王安石看出了沈括的丑陋嘴脸，特别提醒神宗：“沈括壬（小）人，不可亲近。”不过，人生都有出彩的机会。熙宁六年（1073年），沈括开始得意起来，被派为两浙路察访使，成为巡视两浙的钦差大臣。辞行时，宋神宗还特别交代：“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神宗还是很稀罕苏东坡才能的，虽然苏东坡不怎么听话，可人家有才吗！估计是神宗的交代，引起了沈括的逆反心理，或者心中起了嫉妒，凭什么你二十岁就能进士，我三十一才考上？我难道不如你！这一次去，一定找他点小辫子，关键时刻打压，犯到我手里，别怪我不客气！沈括是“小人”，小人是最善于表演的。沈括到了杭州，与苏轼一顿神侃，忽悠的苏东坡把他引为知己。临别时，沈括又造了点“势”，对目下苏东坡的职位发了一番不满和抱怨，这样才能引发苏东坡的共鸣。发完一通，制造出“负能量”的氛围，要求苏东坡作诗，以示纪念这短暂的相聚。拿到苏东坡的“证据”，哼哼！别怪我不客气了！皇帝，你不是对苏东坡有意思吗？看看这诗！神宗看了不置可否，小苏子年轻吗！发点牢骚是正常的，谁没年轻过啊！虽是这样，已经为“乌台诗案”埋下种子了。以至于后来“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辙还专门上书提及此事，为哥哥辩护说：“向者曾经臣僚缴进，陛下置而不问。”就是指沈括办的这件事。王安石二次罢相，推举吴充代替自己。这时候，沈括已经升任掌管全国财政大权的三司使，他见新宰相处处与王安石相悖，就秘密写了变法的种种弊端，献给吴充。这种见风使舵的小人做派，真令人不耻。可没想到吴充把他写给自己的条陈，又呈送给了神宗。世风日下，这都是什么人呢！闻风奏言的御史蔡确知道了这件事，给皇上上言说：“新法才开始实行的时候，朝廷恐怕政令不通，因此派出臣子四处察访，看看老百姓是否得到了实惠，愿意不愿意实行新法。当时，沈括可是作为两浙路察访使出访的。回来后，他极力称赞新法可行，百姓喜悦从行，朝廷以为他说的话可信。如今王安石罢相，吴充为相，沈括根据宰相的好恶，又开始诋毁变法。前后自相矛盾，竟然达到这个地步。”神宗，看了蔡确的奏疏，也对沈括的反复无常厌恶，于是免除了他的翰林学士，贬到宣州任职去了。言多必失，三缄其口才是保身利己之道啊！
乌台诗案
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任知州，根据惯例，进“谢上表”。
“……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从分所局，有过无功。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就是这样一篇表文，竟然会惹祸，震动朝野，造成千年奇冤，最后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以李定为首的这些御史台谏官，他们之所以要兴起这“文字狱”，目的在打击保守派的潜在势力，摧毁他们重登政坛的机会，借以巩固王安石去位后，力量渐渐薄弱的新政派的既得利益。朝局不稳，要想自保就要发动一场自我保卫战，把神宗皇帝拉下水，只要坐实了某些保守派对皇帝、朝廷不满、怨恨的实据，就不怕整不倒、整不垮这些政敌。因此说“乌台诗案”是利益集团的竞争，李定他们也是害怕王安石去职后，另一个反动派司马光再上位，这样就危险了，借乌台诗案把这些人整到底。这些御史学到了当初沈括嫁祸苏东坡诗句的方法。从直率、善良的苏东坡下手找出破绽，然后，嗯……倒霉的苏东坡，祸从天降，做了新旧政斗争中的“代罪羊”。于是，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二十七日，由监察御史何正臣率先发难，上札论苏轼到湖州任谢上表中，“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指责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说：“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这是污蔑朝廷。”接着，监察御史里行的舒亶，上札说：“臣伏见湖州苏轼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苏东坡这是惹着“窝狗子”了，贼咬一口入骨三分，群起而攻之，苏东坡有多受伤啊！舒亶是浙江慈溪人，治平二年进士，开始时只是一个县尉，后被张商英推荐，才得提拔。可他又反过来举报张商英的私事，以致张商英由中书检正降职处分。凡是踩着别人上位的都应该是“小人”。舒亶因此被士大夫所不耻。紧接着，御史中丞李定对苏东坡又致命一击，打出了御史们针对保守派的“组合拳”。李定，本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新政派，开始的时候欲让他做个谏官，那时候的王安石可是一手遮天的宰相，安排个人给闹着玩似的。可后来被人检举，母亲仇氏去世后密不报丧。这在封建王朝可是大不敬之过。司马光说他“禽兽不如”。也主要是借他之过攻击王安石的新法而已。本来苏轼与李定没有什么个人恩怨，苏轼曾经为祝贺朱寿昌得母，而做诗：“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句，有含沙射影，暗讽李定之嫌。又是“诗”惹得祸，苏轼你这烂“笔杆子”咋这么不消停呢！李定欲治苏轼死地而后快，他于这年的七月三日上奏，声言苏轼犯有四大该杀之罪。他诋毁苏轼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贬低苏东坡的学问，这显然是小人行径，这样一来把上至皇帝下至“苏粉”不是都得罪了吗？苏东坡的学问是有目共睹的。像是苏轼这样一个无能侥进之辈，却动辄毁谤朝政，陛下宽宏大量，不予论罪，他却怙终不悔，此该杀者一；不仅不知悔改，而且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该杀二；蛊惑人心，不循陛下之化，此该杀者三；肆其愤心，公为诋訾，明知故犯，此该杀者四。首先被李定这套组合拳打晕的竟是皇帝神宗。于是下旨：将苏轼谤讪朝政一案送交御史台根勘闻奏。苏轼到湖州任，是五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即被御史台逮捕解往京师，在任不过两个月零八天。解救苏轼苏轼在御史台狱，被关在一个独居的囚房里。御史要坐实其罪就要兴大狱，掌握置于苏轼死地的证据材料。御史何正臣缴进的是民间出售的版本，舒亶缴进的是“印行四册”，另外还有“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全册”。为了继续打击保守派，御史们甚至把矛头对准司马光。他们把享有版权的苏轼作品，一条条进行勘问，这些内容都录在南宋编印的《乌台诗案》一书中。李定作为奉诏的主审之一，他对苏轼竟也佩服起来，“一二十年前所作诗文，引经援史，随问随答，无一字差错，此非奇才而何？”能让“敌人”佩服，苏轼的确有聪明才智。审来审去，苏轼的罪名无非就是“登科后，入馆多年，未能进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而李定等，累列与苏轼相识的张方平、王诜、司马光、范镇等24人，认为“其人等与轼意相同，是与朝廷新法不合，及多是朝廷不甚进用之人，轼所以将讥讽文字寄与”。这些人也应该一并问罪。李定这是要打击一大片啊！只要给苏轼交往甚密的即是“罪行”。苏轼入狱后，杭州父老感念这个好官，为他作“解厄道场”，祈祷神灵保佑他平安无事。事情至此，已经完全变了性质。北宋政事的混乱与腐败至熙丰之时 ，暴露无遗。苏轼看这群宵小之徒，欲置自己于死地，反而沉下心来，没有了开始的慌乱和对人生的贪恋，这种性格的变化其实反而救了自己。当时有一个狱卒，叫梁成，极富同情心，对苏轼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苏轼见他诚恳，就托他把自己写的两首诗送给兄弟子由（苏辙）。苏轼以为自己必死，所以有话要对兄弟说，诗人的境界不同，就用诗来表达，也是服了苏东坡：成也诗、败也诗，就是为诗而生的。诗曰：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这是临终嘱托，留遗言呢。就这样过了两个月，总算勘问完毕，御史台把“案卷”，献给皇帝批示。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乌台诗案，对苏轼的人生来说，反而是好事，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苏轼由天堂到炼狱，他的人生观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的人生哲学也有了质的飞跃。那个曾经玩世不恭的多才浪子，补上“这一课”的学习，才真正变得完美。所以说我们不要抱怨不如意，不要埋怨挫折，不要怨恨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是这些经历丰富了人生，增长了智慧，圆融了性格。苏轼被捕后，苏辙即上书皇帝，乞纳以自己的官身以赎兄罪，书曰：
……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轼狂狷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臣不胜手足之情，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但得免下狱死，为幸。
兄弟真情可见一斑。另外像是已经致仕在家的范镇、张方平，也都上疏皇帝，给苏轼辩护。而当时的宰相之一吴充，更是劝谏皇帝说：“陛下以为魏武帝（曹操）是怎样的人？”皇上说：“为什么这么问？”“陛下常常效法尧舜，轻视魏武帝。然而生性多疑的曹操，尚能容得祢衡，陛下效法尧舜，而容不下一个苏轼，这是为什么？”神宗吃惊地说道：“朕无别的意思，不过是召他对狱 考核他的是非而已，这就将他放出。”苏东坡的老对头王安石兄弟几个也直率地进谏。而对苏轼起关键作用的人物还是神宗的奶奶--光献太皇太后曹氏。在病中的老太太对神宗说：“我曾经记得仁宗皇帝当年策试完毕后，回到宫中，高兴地说道：朕今日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我老矣，已来不及用了，朕将留给后人来用。”接着老太太问起这二人现在何处，皇上说起苏轼因“诗”入狱。曹太后说：“以作诗入狱，得非受了小人中伤。至于写诗，其过甚微，我现在已经病了，不可再有冤滥，致伤中和。”说着老太太流下了眼泪。神宗是个孝顺的孩子，对待长辈，恭谨有加，见奶奶哭了，也流着泪答应道：“我听奶奶的话，一定处理好。”十月十五这天，皇上以太皇太后“服药”之名，下诏：“死罪囚流以下，一律开释。”后来虽然李定、舒亶还不死心，无奈神宗已无杀苏轼之意。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终于获开释，代表着“乌台诗案”的结束。接着，贬谪黄州，职名黄州团练副使。其实，乌台诗案苏东坡还是收获满大的，最起码在心智上成熟了，人还是要经过磨砺的，不然人生不会圆满。虎口余生的苏轼，对于官位已经满不在乎，自己暗暗发誓将来如果有完全恢复自由的一天，再也不能矜才使气了。人的本性是很更改的，苏轼后来又陷入“元祐党争”，真是不让人省心呢！
网友话史人说：
“乌台”专指御史台监狱，“乌台诗案”是指苏东坡因诗歌内容被御史弹劾，被逮捕审讯一事。“乌台诗案”发生在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3月。事情的导火索是他给朝廷的谢恩表说了几句可以挑出毛病的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隋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一词，是指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根据苏东坡心直口快的性格，他是有可能讽刺这些人的。御史李定和舒直就是这样的无能之辈。王安石变法，朝廷上形成了变革派和保守派，李定和舒直属于变革派的人。现在苏东坡直接讽刺他们，他们心里痛恨。皇帝很喜欢苏东坡，他们害怕苏东坡有朝一日受到重用，他们会受到打击，他们决定搞死苏东坡。 御史台的人从苏东坡写的诗中找毛病，说他对朝廷不满，对皇帝不敬，对变法有怨言。御史弹劾他，苏东坡被关进御史台监狱。起初，苏东坡不承认御史的指控，后来他承认有批评新政批评朝廷之意。经过40多天审讯，案件审理完毕，证据材料交给皇帝。皇帝不想杀苏东坡，让亲近的人认真查阅案卷，派人到监狱偷偷观察苏东坡。同样的一句诗歌有多种理解，与所站角度有关。最后因证据不足，苏东坡没被判刑。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有39人受到本案牵连，受到处罚。“乌台诗案”发生的背景是党争，苏东坡所做的诗是对朝廷新政坦诚的批评，他被别有用心的恶意中伤诋毁。
网友聊以自娱2说：
苏轼（别称苏仙，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苏老泉（苏洵）次子。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宋仁宗嘉佑时进士，宋神宗时曾任礼部员外郎。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苏轼是宋代文学的代表者之一，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四家”之一，豪放派主要代表之一。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要说清清楚“乌台诗案”，必须将这一“文字狱”冤案起因、背景和过程讲清楚，否则，没有看过这段历史的朋友还是搞不清楚，下面就多说几句：熙宁二年（1069年），49岁的宰相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实行变法。苏东坡不是保守派，和王安石有诗文联系，相互唱和，两人应该说关系不错。苏起先并不反对变法，只是对王所谓的改革派大刀阔斧的做法不满意，继而对改革派的政见主张产生了不同看法，再后来对“变法”实施过程中老百姓遭到很大地损失不满意。按说这不是王安石的本意，是他手下执行偏差和改革阵痛造成的。这让苏东坡很不满意，继而对“变法”产生排斥。特别是苏东坡的恩师（当年的主考官）欧阳修被“改革派”排挤，任安徽滁州太守。按说，欧阳修是老改革派，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和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过“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王安石新改革派应该接纳才对，因为王安石用人不当，把本应该结为统一战线的人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这里对王安石用人不当、改革失败不展开说，有机会专门谈）。让苏东坡心灰意冷，对王安石等借变法改革之名，行排挤打击之实非常不满。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苏东坡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苏东坡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当地百姓爱戴。此前，苏东坡担任考官时，借用“独断专行”的典故出题，得罪了王安石等人。此时，王安石的变法正处于焦头烂额中，认为苏东坡是蓄意挑衅，默许（一说下令）手下暗中调查、罗织苏的罪名。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特别是苏轼曾写了一首诗《戏子由》，其中有这样一句“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这些话被新党（变法改革派）抓住了辫子，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职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音dǎn）经过四个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说苏轼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7月28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此案主谋是改革派的李定。李定（1028—1087），北宋大臣。字资深，扬州（今属江苏）人。少受学于王安石。进士及第后，历定远尉、秀州判官。熙宁初，赞助变法，任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等职。弹劾苏轼《湖州谢上表》等诗文攻击时政，怨谤君父，逮捕苏轼赴御史台问狱。宋哲宗时，司马光执政，李定被贬，知青州，移江宁府， 谪居滁州。元祐二年卒。说实话，对苏轼的指控，大部分有些牵强附会，比如《咏桧诗》就是一例。面对审讯、指控，苏轼坦承在诗中批评了新政。1079年10月15日，御史台申报“乌台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宋神宗开始并没有想杀苏东坡的意思，李定等人决不罢休！说什么不杀苏东坡，变法就无法实现等。弄得宋神宗一时举棋不定，苏轼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苏东坡在狱期间，他的儿子苏迈经常来送饭，父子约定：当案子没有转圜余地时，就送一条鱼。过了几天，苏迈有事离京，委托朋友送饭，朋友不知道他们父子约定，送来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绝望了，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 小臣遇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 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 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急得苏辙也抓耳挠腮，四处打探，准备后事。等苏迈回来，才知道是个大乌龙。与此同时，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士大夫、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变法派首领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就连宋神宗身患重病的老祖母、太皇太后曹皇后都惊动了：“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可笑的是，同属于苏轼口中的“新进”（改革派）章惇，也积极的营救了苏轼，并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要求宋神宗不要杀掉苏东坡！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 苏轼坐牢103天，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登州（蓬莱）知州。后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礼部贡举等职。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附 《戏子由》原诗：】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従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旂旄。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少风骚骚。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
网友妖火说历史说：
在宋神宗赵顼统治期间，发了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之所以发生，主要跟一个人有关，这个人是谁？乌台诗案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乌台诗案中的诗又是哪首诗呢？上面说到，乌台诗案的发生，主要跟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词人苏轼，苏轼家的基因是真好，一家之中出了三个著名的词人，还都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第一个便是苏轼的父亲苏洵，第二个是苏轼他自己，第三个是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轼一生的经历可以用跌宕起伏四个字来形容，不过难得的是，苏轼并没有受到这些复杂经历的影响，依然保持着宽容大度，爱好美食的品性。苏轼第一次进京考试时，并不是像其他人那样独自一个去考试，苏轼是和父亲苏洵，还有弟弟苏辙，一起进京考试的，当时担任主考官的人，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另外还有一个小试官梅尧臣， 梅尧臣虽然没有欧阳修和苏轼有名，但是也是当时在文坛上排的上的人物，这两位考官，都致力于诗文的革新，苏轼考卷内容的文风是洒脱豪迈的，这种文风在当时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文风令欧阳修和梅尧臣眼前一亮。尤其是欧阳修对苏轼更是十分赏识，称赞他以后的文章，必定独步天下，因为有了文坛领袖欧阳修的称赞，使得苏轼很快便声名鹊起，每当苏轼有新作品发布的时候，必定传遍京城，连带着他的父亲苏洵也一起名满京城。正当父亲苏洵和儿子苏轼在京城想要大展身手之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在京城大展身手，急匆匆的赶回家乡，因为苏轼和苏辙的母亲因病去世了。父亲苏洵在接到妻子去世的消息后，连忙带着两个儿子，赶回家乡奔丧，按照制度，苏轼和苏辙作为儿子，需要为母亲守孝三年，守孝期满后，才能参加科举考试。岁月如梭，时光荏苒，很快守孝期满，父亲苏洵带着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再次来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皆都考中，苏轼被朝廷任命为大理评事，苏辙则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而父亲苏洵与两个儿子不同，他是由当时的宰相韩琦推荐，被朝廷任命为秘书省试校书郎，后来又成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不过苏洵只当了五年的官，后来因病去世了。父亲苏洵的去世，也暂时中断了两个儿子的仕途，苏轼和苏辙需要处理父亲苏洵的丧事，之后扶着灵柩返回家乡，守孝三年，这短短的三年，朝中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苏轼和苏辙在回到朝中的时候，朝中的环境已经跟之前的有所不同，因为此时在朝廷中出任宰相的人，变成了革新派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同样也是一个正面人物，只不过与当时的欧阳修和苏轼，以及苏辙这三人的政见不合。欧阳修就是因为反对宰相王安石的变法，受到宰相王安石的排挤，只能暂时从朝中退出，回到家中休养，苏辙经过实际调查后，看到宰相王安石所实行的青苗法，并不可行，于是便给宰相王安石写信，竭力劝阻宰相王安石停止青苗法的实行。宰相王安石此时实行变法的势头正猛，加上也急于证明变法的成果，自然不能轻易放弃，因此王安石在看到苏辙写给他的信后，十分生气，于是就把苏辙贬到了河南府做官。苏辙和苏轼的兄弟之情实在是令人羡慕，看到弟弟苏辙贬官之后，苏轼自然气不过，后来苏轼向宋神宗赵顼谈论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法中的弊病，朝中的很多大臣都是向着宰相王安石这边的。苏轼谈论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法中的弊病，自然是招来了朝中其他大臣的攻击，当然这其中少不了宰相王安石，因为受到宰相王安石的排挤，在京城肯定是混不下去了。于是苏轼不得不向朝廷请求将自己外放，苏轼的这一请求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苏轼之后，前往杭州任职，出任杭州通判一职，之后苏轼又被先后调往密州，徐州和湖州，出任知州一职位。苏轼在地方任职时，勤于政务，革新除弊，获得了百姓的称赞，同时也做出了政绩，苏轼在湖州最初担任知州时，给宋神宗赵顼上了一封湖州谢表，本来这就是一份普普通通，带有一些个人色彩的谢表，由于被朝廷的一些别有用心的官员，利用其中的文字，并加以曲解。给苏轼带来了麻烦，由此也正式揭开了乌台诗案的序幕，朝中的大臣们不光在苏轼的这一篇文章里挑苏轼的毛病，从苏轼很多的作品中挑出很多文字，借机污蔑苏轼藐视朝廷，对当今皇上不忠。宋神宗赵顼在看到此情况后，自然十分生气，于是命御史台的吏卒逮捕，仅仅才担任三个月的湖州知州苏轼，押往京城，此案牵连的人数达到十多人，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弟弟苏辙。御史台周围因为高大的树木，引得乌鸦经常在此驻足停留，因此也被称为乌台，加上苏轼被挑毛病的大部分都是他的诗词，而苏轼又是被御史台的人所告发并且逮捕的，因此这个事件，也就被称为乌台诗案。苏轼之后的一段时光是在牢狱之中度过的，这段时光也是苏轼人生中最为低谷的时期，弟弟苏辙虽然受到牵连，但是没有入狱，只是被贬到黄州团练副使，弟弟苏辙一直向宋神宗赵顼请求用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苏轼苏轼赎罪。不过此时的宋神宗赵顼因为苏轼的事情，还在气头上，因此并没有准苏辙的请求，反倒还将苏辙贬为筠州盐酒税，五年不能升官和调任，不过乌台诗案并没有因此结束。乌台诗案从审理到判决历经三年，大理寺在审理此案时，发现御史台在审理此案时有很多不妥之处，审理此案的大理寺官员，认为苏轼虽然有错，但罪不致死，应当轻判，而且大理寺还对此案给出了合情合理的判词，让御史台的人挑不出有什么错误之处，只能就此作罢。最终因为大理寺的在乌台诗案中的轻判，影响了宋神宗赵顼对此案的态度，使得最终苏轼免于一死，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苏轼也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自此乌台诗案就此结束。苏轼也因为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就此得以跟弟弟苏辙团聚，苏辙和苏轼兄弟二人相聚后，一起游览了周围地区的大江大河，苏辙并没有因为受到哥哥苏轼的牵连而怨恨哥哥，反倒还因为能与哥哥苏轼共患难，而感到高兴，这样深的兄弟之情，真是令人羡慕。苏轼也正是因为有弟弟苏辙的陪伴，才会能够宽容大度，爱好美食的品性，不过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文风有所改变，过去的文风时豪放且率真的，带有很多的个人色彩。而在乌台诗案后，苏轼的文风变得含蓄而内敛。经历乌台诗案后的苏轼，虽然在仕途上几经沉浮，苏轼与苏辙均都相伴不弃，彼此作为对方的依靠，两人最终结局都是善终的。
网友御指点江山说：
“乌台诗案”是北宋著名的冤案。乌台，就是御史台。陆游还为此写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做《乌台诗案》，专门收录苏轼所做的讽刺诗和记载他在御史台的受审经过。
何为“乌台诗案”
苏东坡从小就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秒杀周围的小伙伴，《宋史》里是这样记载的：
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就是说在他年幼时就对历史很有见解。到了22岁参加科举时，他的文章震惊了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宋仁宗看了他和他弟弟苏辙的文章后高兴坏了，认为他给子孙物色了两个优秀的宰相，而神宗看了苏轼的文章后，竟然忘了吃饭。凭借才华的苏轼自然仕途顺利，没经历过什么坎坷，所以他在为人处事上不够圆滑。后来到了王安石变法时，朝廷里的斗争非常激烈。吕惠卿为了重新掌权，便打压王安石，一群奸佞之徒独霸朝廷，这让苏轼非常看不惯，他多次上奏，于是惹怒了吕惠卿等人。公元1079年，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对朝廷奸佞表达了不满，成为了“乌台诗案”的导火索。为了报复苏轼，他们开始从苏轼的诗里找破绽。“乌台诗案”不是由一首诗造成的，而是由多首诗引起的。正好此时，苏轼文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刚刚出版，也为朝中的小人提供了便利。苏轼有诗“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他们就说，苏轼这是指责“青苗法”不好。苏轼的诗“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则说，这是在反对“农田水利法”。总之，他们就是在不停地揣测苏轼的诗，企图制造“文字狱”。一开始，宋神宗还不愿意理会这些小人，可实在架不住成天耳边不清净，于是便让御史台来彻查此事。因为苏轼名气太大，所以此事一出，立马引来了朝廷内外的关注。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对神宗说：
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
皇太后曹氏也为苏轼求情。杭州、湖州一带的老百姓虽然无法上书朝廷，便家家求神拜佛，为苏轼祈祷。神宗无奈，只能冷处理此事，以贬官结案，并未判罪。苏轼被关了100多天之后，从湖州太守贬为了黄州的一个团练副使。
苏轼的态度
当时苏轼已经40多岁了，再也不是那个意气少年了，重整旗鼓无望，他也见识到了官场的险恶。1083年，他的儿子在黄州出生了，不知悲喜的苏轼为儿子写了一首《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也知道，自己就是因为太聪明、太清醒才招致了如此下场，所以他不愿意儿子重走自己弯路。结语：“乌台诗案”可以说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如果没有这件事，他的仕途会非常顺利。当他从海南儋州被赦免回家后，他给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短短的总结，那就是：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东坡一生坎坷，可他却非常乐观，即使处于人生的低谷，他也能悠然自得，不但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长篇，还留下了许多美食，这是最值得现代人学习的地方。